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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运、国际共运、西马外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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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拉丁美洲，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跨越了文化差异而得到广泛传播。本文从政治学、军事学、传播学等角度深入分析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地区的传播轨迹，总结其发展规律，追溯成因。同时，结合拉美地区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从思想理论、政策主张、组织状况和地域特色等方面对以秘鲁“光辉道路”为代表的拉美毛主义政党与组织进行系统梳理，分析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地区的本土构建，并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虽然冷战结束后拉美毛主义浪潮回落，但是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兴左翼力量的强势崛起，毛泽东思想作为最具有革命性的伟大思想体系又重新回到拉美政治精英的视野里，为他们争取民族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引。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论著；拉美毛主义；秘鲁“光辉道路”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历史性理论成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具有长久的指导作用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跨越了文化差异而在拉丁美洲得到广泛传播。目前，学界对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地区传播的起源和发展基本是以该地区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演变作为分期依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拉美共产党以及文艺界左翼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引入以及广泛宣传；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拉美地区毛主义政党与组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至今，拉美地区左翼浪潮回落，各界人士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趋于理性。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一些无产阶级形成比较早的拉美国家，不少进步人士主动向本国人民介绍毛泽东思想并宣传其世界意义。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西文版毛泽东论著多为单篇著作的汇编本，或者作为节选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理论的“文选”以及“文库”里。拉美地区最早译介的毛泽东著作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1938年由智利出版社“莱夫扎茹”(Lautaro)编译出版。1949年之前，在拉美地区流传的毛泽东论著品种不多，几乎没有详细的译注、解说和评价，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寥若晨星。由于对中国缺乏充分了解，加之当时难以掌握完整的文献资料，这一时期拉美地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关于毛泽东的研究都缺少深入透彻的分析，大部分是经验性的直观判断，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是拉美地区政局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二战后世界形成新的格局，拉美各国政府在冷战的东西方冲突中也开始探寻本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的地位和出路。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是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高峰时期。（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了从根本上挑战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强国的意识形态霸权，拉美各界进步人士将目光投向了红色中国。在看到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拉美共产党员和思想界、文艺界、左翼知识分子期望在毛泽东思想里获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灵感和启发，为本国革命实践提供明确的方向性指导。在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过程中，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两国的共产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拉美地区，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员最早接触到毛泽东论著，并尝试将其与本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指导革命斗争。 阿根廷是拉美地区最早成立共产党的国家。1918年1月，该国社会党左翼力量成立了阿根廷国际社会党，并于两年之后正式更名为“阿根廷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Argentina)。①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因相同的政治立场，阿根廷共产党(以下简称“阿共”)就对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关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945年阿共的领导层利用党报《方向》(Orientación)向阿根廷民众介绍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同时斥责美帝国主义对中共采取的敌视态度，并预言中共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②抗日战争胜利后，阿共对中共和毛泽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新中国的成立使阿根廷的共产党员们激动不已，他们表示“10月1日将永远铭刻在人类历史的丰碑上，这是伟大的一天，意味着自由、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到来”。③1949年1月至10月期间，阿根廷国内关于中国革命的胜利经验、中共领导人生平及其政治理念等方面的相关报道逐渐增多，达到一个小“高潮”。 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建立10周年，阿共积极策划和组织了相关的纪念性活动，并将毛泽东论著的宣传介绍列为活动的重点。阿共扶持的左翼报刊《时间》和《文化笔记》以全党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契机，分别采用纪念特辑的宣传报道方式来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事迹、梳理毛泽东政治生涯经历的风风雨雨、宣扬毛泽东思想，挖掘其中蕴含的时代意义和普适价值。④ 毛泽东思想被正式引入阿共的标志是1960年《向新中国致以问候》一文在《新时代》月刊上的发表，作者是阿根廷著名的政治家维克多·科多维拉(Victorio Codovilla)。《新时代》杂志是阿根廷20世纪50、60年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理论杂志，大量登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被公认为拉美地区左翼力量的文化阵地。⑤在这篇文章里，科多维拉表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壮大了国际共运的力量，鼓舞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他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对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助于创造性解决在拉丁美洲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革命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⑥《向新中国致以问候》一文在阿根廷共产党员以及党外同情人士之间引起很大反响，点燃了他们研读毛泽东论著的热情。 在这一时期，大批访华的阿根廷左翼知识分子也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主力军。时任中阿友好之家会长的现实主义作家贝尔纳多·科登(Bernardo Kordon)先后8次造访中国进行考察，此外，他还多次协助本国的艺术家、科研工作者和宗教人士访华。1958年科登出版了第一本访华回忆录《六亿零一》(600 millones y uno)，详细地记叙了其游历苏联和中国的经历。在这本书里他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中国文艺界的新气象，并对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建设大为赞叹。⑦1958-1985年期间，他总共出版了5部与中国之行有关的回忆录，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共中央执政策略的演进历程以及中国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⑧在科登的带领下，阿根廷文艺界的左翼知识分子以《摩羯座》(Capricornio)杂志为思想阵地，开始大量撰写与中国有关的文章，除了毛泽东，对中共其他重要领导人和政治家，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也有所涉及。 除了阿根廷，哥伦比亚也是同时期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传播国家之一。早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哥伦比亚共产党(以下简称“哥共”)的党报《人民报》(Diario Popular)《人民先锋报》(Vanguardia del Pueblo)《民主之声》(Voz de la Democracia)和《工人之声》(Voz Proletaria)就陆续刊登了许多关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文章，为拉美民众了解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⑨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左翼出版社也积极将毛泽东著作、公开讲演和诗词作品译成西班牙语，介绍给本国民众。 目前，拉美学界对于“毛著”传人哥伦比亚的时间、版本和译者有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1948年左右一名水手出身的美国共产党员将“毛著”秘密带到哥伦比亚并进行传播，但是相关著作的题目、出版社、版本已无从考证。⑩但是，哥伦比亚著名历史学家富兰克·莫拉诺(Frank Molano)否认了这个说法，2004年他撰文表示，毛泽东著作最早是由一名叫安泰·金巴亚(Anteo Quimbaya)的哥共党员率先翻译介绍给民众。(11)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研究员鲁道夫·安东尼奥·埃尔南德斯(Rodolfo Antonio Hernndez)对本国历史档案馆进行详细调查后表示，目前可以找到的最早的西文版毛泽东论著是由先锋出版社于1948年发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过其译者已无从考证。(12)在这个版本的前言里，编辑明确表示引进毛泽东论著的目的是从这位伟大中国领袖的思想中寻找解决拉美社会问题的范例，因为“我们的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极为相似”，“在这本著作里可以找到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经验”。(13) 自1948年起，毛泽东论著在哥伦比亚的译介工作主要是由哥共党员主导。在这一时期，哥伦比亚国内党派斗争激烈，哥共领导层急需从中国革命胜利成果中汲取宝贵经验，为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参考借鉴，为党内成员和支持者指明斗争方向。他们认为能够更好地指导拉美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军事思想不是见诸苏联专家的著作，而是见诸毛泽东的著作。哥共党员对毛泽东思想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使毛泽东论著在本国得到大规模的出版发行。（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此外，哥共扶持的各大左翼出版社在推广毛泽东思想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头马”(Centuaro)、“和平与社会主义”(Paz y Socialismo)和“南美”(Suramérica)表现尤为突出。由这三个出版社发行的毛泽东论著西文版逐渐传播至拉美其他国家，成为拉美各国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1952年8月“人头马”出版社编译了《毛泽东论中国革命》。(14)一个月之后，该出版社又发行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5)同年，哥共党员胡安·弗朗西斯科·穆希卡(Juan Francisco Mujica)从法国共产党那里得到了《矛盾论》的法语版，并迅速将其译成西班牙语，由“人头马”以《中国革命的本质》为题编译出版。(16)“和平与社会主义”出版社于1959年开始编译毛泽东论著，先后出版了《中共党史问题》(1959)、《中国共产党的经验》(1960)、《中国革命斗争的启示》(1960)和《毛泽东文艺理论思想》(1960)等。该出版社发行的大多根据特定主题自主选择篇目合编，与中国国内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篇目不一致。例如，《中共党史问题》其实是毛泽东两篇公开讲演的合集，分别是1936年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44年在延安高干会议上的讲演《学习和时局》。(17)“南美”出版社除了译介“毛著”外，也编译出版中国其他领导人的著作文章和公开演讲，例如，刘少奇于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的演讲《党内斗争》(1960)(18)，以及收录周恩来演讲的文集《大跃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1960)(19)等。 除了积极扶持左翼出版社外，哥共领导层在其党报上也持续登载毛泽东论著的摘抄以及节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毛著”进行多角度解读，号召全体党员和革命群众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哥共领导者卡洛斯·科雷亚(Carlos Correa)在其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书评中写到：“毛泽东思想将有助于哥伦比亚的革命积极分子理解中国革命的本质，同时，也将帮助我们拓展本土革命斗争的视角。”(20) 在西文版《新民主主义论》出版不久，哥共领导层就将其当作理论教材进行内部传阅，党内经常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会和座谈会等。(21)哥共骨干成员吉尔伯托·维埃拉(Gilberto Vieira)曾专门发表号召书表示“中国共产党为我们提供了革命的范例。全党应该积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22)（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哥共看来，中共已经发展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共产主义，与苏联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采取的军事策略、外交方针以及党内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对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革命斗争都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在哥共内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引起党员们的热烈讨论，因为这一革命战略使他们领悟到不同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能无条件地适应拉美所有国家的一般规律。哥共党员发现，同中国一样，“哥伦比亚的革命斗争实质上也是一场农民革命。”(23)毛泽东思想向他们揭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共产党不能只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只有2亿多的工人，剩下的都是农民。这意味着中国的革命是一场农业革命、一场民主革命。这一理念对哥伦比亚共产党的领导层启发非常大。”(24)在毛泽东论著的启发下，哥共认为哥伦比亚的革命要获得成功，必须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他们从本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对革命战略进行调整，鲜明地提出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斗争路线。(25)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上层政治精英的关注与引介提升了“毛著”在拉美地区的声誉，这两个国家流传的西语版毛泽东论著激发了拉美其他国家左翼知识分子、军队官兵、普通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一时期拉美地区出版的西文版“毛著”基本涵盖了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政治、军事、哲学等领域的重要著作。转译是拉美各国出版社译介毛泽东著作比较常见的翻译方式，译者都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背景，其中一部分是拉美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尽管这些译者不懂汉语，但是他们竭尽所能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获取与中国有关的信息，积极从苏联、美国、法国等国家获取毛泽东著作，从而拓宽了拉美民众了解和获知毛泽东思想的渠道，并加深了拉美地区的革命人士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斗争的理解。 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共运形势风云变幻，不同党派之间斗争激烈，呈现出水火不容的趋势。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混乱，拉美地区也不例外，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和指导思想上的意见分歧严重，党内纷争不断，派别丛生。因意识形态问题，不少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与中共划清界限，并暂停了对毛泽东论著的译介与研究。例如，哥伦比亚共产党就曾多次进行大规模内部“清洗”运动，对推崇毛泽东思想的党员进行训诫，并开除大批“亲中派”成员。(26)这一切使得在拉美地区依靠共产党、左翼书店出版宣传毛泽东论著的渠道受阻，导致普通民众无法进一步获得相关资料，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阻力。 虽然官方的各种有关毛泽东论著的研读热潮降温，但是在该阶段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进入了更深层次，其侧重点主要是在革命实践的探索上。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正式作为政治路线和革命战略进入拉美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催生出众多毛主义政党与组织。1962年巴西共产党率先进行党内重组，公开宣布支持毛主义。该党利用其党刊《工人阶级》(A Classe Operária)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对毛泽东的革命理念进行深入解读。在巴西共产党的影响下，厄瓜多尔(1963)、智利(1964)、秘鲁(1964)、玻利维亚(1964)、哥伦比亚(1965)也相继成立毛主义政党或团体。(27)拉美地区迎来了毛主义崛起的黄金期。 拉美各国新成立的毛主义政党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许多共产党在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已经堕落成了工人贵族，背叛了革命的宗旨。在这些毛主义者看来，毛泽东思想是解放笼罩在独裁统治阴影之下的拉美人民的制胜法宝，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的中国是拉美各国的榜样，承载着共产主义胜利的希望。例如，哥伦比亚毛主义政党——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的领导人在党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号召党员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并对拉美地区普遍存在的“修正主义”提出批评：“拉美各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作茧自缚。巴西、智利等国家改革的失败向我们证明了修正主义分子所描绘的革命蓝图像纸牌屋一样不堪一击。修正主义搞垮了革命道路，我们应该对其进行坚决抵制。”(28) 在众多的毛主义政党与组织当中，从秘鲁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光辉道路”在拉美地区的毛主义运动中表现比较典型，它“是第一个独立开展人民战争的共产党，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中的一个亮点。它的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29)该组织的创始人阿维梅尔·古日曼(Abimael Guzmn)在大学期间偶然了解到毛泽东指引中国走向革命胜利的事迹，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我无意间从一位中国商人那里得到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在遥远的中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但是，并不是像其他人说的那样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一位叫毛泽东的同志指引着共产党，就像斯大林指引苏联一样。”(30)（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在秘鲁产生巨大影响。随着中国与拉美各国来往日益密切，在秘鲁国内关于中国的消息逐渐增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光辉道路”的创始人古日曼主动搜集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并阅读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两国流出的毛泽东论著西文版，其中《新民主主义论》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他启发非常大。(31) 1965年初，古日曼被秘鲁共产党秘密派往中国进行学习。他2月份从利马出发，途径苏黎世、布拉格、莫斯科，辗转来到北京。据古日曼回忆，他在中国系统地学习了国际政治(主要是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经验)、如何建立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例如“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等。(32)随后，他又到南京学习军事理论，在那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古日曼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等论断甚为欣赏。(33)结束在南京的学习之后，在中共党员的陪同下，他又去上海参观了许多能够宣扬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场所。 古日曼被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所震撼，在其自传里他表示，中国之旅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使他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某种自发的信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成为了自己的精神动力，引导他在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在自传里他回忆到：“我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教会我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使我深刻体会到了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付诸实践的必要性。人民战争已经验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距离我的中国之旅已经过去30年了。但是，我仍然可以肯定地说，我的成长离不开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我欠了他们一份永远还不清的人情。我所经历的一切为我日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4)1965年夏天，古日曼结束自己在中国的参观学习之旅，回到秘鲁，全身心投入本国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革命当中。 在中苏论战和分裂的大环境下，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秘鲁共产党内部围绕革命该举什么旗和该走什么路的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各派别围绕毛泽东思想展开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一时期，古日曼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达到了顶峰，在党内大会上他多次主张全盘接受毛泽东思想，在秘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实践。古日曼对秘鲁共产党过于“温和”的政治斗争方式产生强烈不满，他坚决反对领导层倡导的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理念。古日曼表示，应该效仿中国，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联合秘鲁社会各界的力量推翻独裁政府。 由于政治理念和斗争路线的严重分歧，20世纪60年代末，以古日曼为首的激进左派力量秘密成立了秘鲁毛主义团体“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为了完善该组织的理论体系，古日曼将毛泽东思想融入革命实践当中。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古日曼对毛主义路线坚信不疑，通过阅读毛泽东的论著，他认为秘鲁的国情与中国十分相似，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使整个国家的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35)（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秘鲁的农民、工人以及边远山区的印第安土著居民绝大部分处于贫困潦倒的境地。中央政府的土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并且非常不彻底。在当时的秘鲁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农民、工人阶级被剥削的情况。人民各种权益要求从社会底层爆发，却得不到政府的正面回应。(36)在这种情况下，古日曼坚信传统的请愿、协商、谈判等手段已经过时，武装斗争势在必行，(37)“必须遵循持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需要在暴力和耐心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38) “光辉道路”组织的政治理念和革命路线给在社会底层挣扎的秘鲁人民带来了希望，使他们找到了新的革命文化，重燃了被残酷现实浇灭的革命信念的火花。(39)作为毛主义路线在拉美地区的坚定捍卫者和实践者，古日曼领导的“光辉道路”在拉美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逐渐成为一支特色鲜明的革命力量，极大地推动了秘鲁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毛主义发展。在“光辉道路”发展的鼎盛时期，正式成员达到3000人左右。(40)同时，该组织的武装力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20世纪70年代末，古日曼正式建立了“人民游击队”(Ejército Guerrillero Popular)，成为“光辉道路”的主要军事力量。 哥伦比亚著名历史学家米盖尔·乌雷戈(Miguel Urrego)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古日曼和他领导的“光辉道路”成为了一个传奇，向拉美人民展示了，只要有斗争的决心，星星之火也可燎原。以“光辉道路”为代表的毛主义政党与组织的出现对拉美地区的传统思想给予了致命的打击，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从客观上促进了本土的文明进程和社会改革，同时也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对新的革命理论进行探索与实践。(41)（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成为拉美毛派成员批判社会的思想工具，为新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灵感源泉。毫无疑问，从毛派成员斗争前和斗争后的社会相比较来看，拉美各国在文化、种族、经济等问题上有了明显的改观。拉美地区的毛主义政党与组织通过它们的实际斗争经验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思想理论的普适性。 随着冷战的结束，整个拉美地区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政府在维护民族独立的同时，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倡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开启还政于民和多元化外交的发展进程。虽然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但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已经成为人民最为关切的问题，改革取代暴力革命成为共识。与此同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拉美左翼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冲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毛主义在内的左翼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被选择性抛弃。 自20世纪80年代起，各国的毛主义革命力量之间不断进行整合与调整，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地区的传播一时陷入低谷。但是，进入21世纪，拉美地区的政治版图发生巨大变化，各国执政的传统政党力量式微，代表中下阶层民众利益的新兴左翼力量强势崛起。1998年委内瑞拉查韦斯赢得大选，这一事件拉开了拉美地区左翼主宰政坛的序幕。(42)此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鲁、萨尔瓦多等国的新兴左翼政党也相继上台执政。(43)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再次群体性崛起，成为该地区新政治格局的积极塑造者和重要推动力量。(44)不少拉美左翼政党在执政时期，高举社会主义旗号，大胆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此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最丰富、最具有革命性的伟大思想体系又重新回到拉美政治的视野里。例如，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接受智利记者玛尔塔·阿内克尔(Marta Harnecker)采访时就曾明确表示，现代的拉美需要复兴毛主义运动，其原因在于需要将毛泽东思想传递给底层劳苦大众。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中国革命考验的卓越的方法论，对于拉美地区新兴左翼力量的未来发展也是有利的理论武器。(45)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地区的传播历经近半个世纪，其间几经周折，但是从拉美地区左翼力量深陷生存危机到渡过难关的转变可以看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未过时，依旧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拉美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进程中传播广泛，并对该地区的左翼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现实层面上，拉美将毛泽东思想引入本土革命实践，通过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对拉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日益僵化的权力格局进行挑战。虽然拉美地区的革命高潮所带来的“毛泽东热”被突然而至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论战与分裂所中断，但是不可否认，拉美地区的毛主义运动代表了一代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为拉美当代政坛孕育了一批政治精英。毛泽东思想不仅象征着一种革命理念，而且成为拉美地区左翼政党与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时至今日，作为激进左翼力量的象征性资源，毛泽东及其思想理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拉美人民的政治生活。结合毛泽东思想，拉美革命人士点燃一场崭新的思想革命，创造性地发展了相关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并在革命实践中，以拉美本土的视角全新阐释了民族独立、自由、发展、复兴等概念的现实意涵，为拉美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引。
作者单位：高维谦，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2期
本次转载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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